走进医学大楼，楼道里的安静混着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，心底自然而生一种肃穆。刚刚结束课程的留学生，三两成群交谈着。“回字形”的大楼设计让一楼的采光少得可怜，转过两个楼道，便来到了单涛所在的解剖实验室。

从1995年，单涛开始在解剖室工作，至今他和另一位同事与尸体标本一起工作了超过20年的时间。数年间的工作中，他们经常被突然而至的工作叫到岗，无论是凌晨两点的睡梦中，还是刚躺在床上想休息的时候，一旦遗体捐献者离世，协会的通知一到，就得披上外套出门收集这些将用作科研的遗体标本，虽然严格意义上这并不是他们的职责范围。

“抱怨过吗？”，我问。

“当然，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无计划的事情，所以你不可能说计划好把这段时间空出来去收集，我也是人啊，这么多年无数次的突发情况，怎么会不抱怨呢？奉献也是出于一个自愿的前提吧。”

“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因为这些事情触犯了自身的利益？”

“是的。可能现在大多数人把医生或者很多行业的人都神化了，我们也都是人，总会有一些七情六欲，不能道德绑架我们一定就要无怨无悔地奉献。”

“但是你还是干了这么多年。”

“对。”

    对人体标本的亲切感

各地收集到这些遗体后，会对新鲜的尸体进行防腐处理，最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，至少一年半到两年后它们才会供医学解剖实验使用。这些标本现在大多来自遗体捐献，“从大范围来看遗体捐献者数量并不多，但是在青岛捐献的数量还是很高的，每年大概会有50-70具。”

遗体捐献被视作“献给生命的礼物”，是生者健康存活的希望，是逝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从数据得知，截至2016年3月30日，青岛已实现125例器官捐献，343例角膜捐献，603例遗体捐献，这些捐献数量均在全国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。

 在和人体标本打交道的这么多年，单涛坦言，自己从最初的医学生开始就从来没有对尸体感到恐惧过，反而会有一种“亲切感”。“这并不是说对遗体不尊重，捐献遗体的人还是很伟大的。但是你要从心里把它当做标本，它的本质就是人体标本，供研究所用，从这一点上来看它和别的标本没有区别。”单涛说也许是自己早就对医生这个职业有着向往，当年也立志想考临床，成为一个医生，却与第一志愿失之交臂，最后兜兜转转来到学校的解剖室，一呆就是二十年。

在单涛的实验室里，一直都有学生来做实验，不时地来和他开上一两句玩笑。不难发现，在这个本应该没有生机的地方却充满着欢乐。单涛坦言，自己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，把他们都当做是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学生平时也喜欢把生活上的烦恼告诉自己。他认为，这是学生对自己的信赖，所以当学生专门打电话来告诉他读博士期间终于找到男朋友的时候，他也由衷地感到骄傲与开心。“我喜欢跟这些学生相处，虽然有的时候别的东西并不是那么如你所愿，但是跟学生在一起也让我变得年轻了好多。”

生活上单涛和学生打成一片，在教学中他更愿意用一种“操作的精度”来形容自己的态度。“解剖的时候，我都让他们必须把皮肤完整地剥离下来，0.5mm的神经必须达到完整剥离要求，0.2mm的神经也要尽量完完整整地剥离，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，一根头发丝的细度是0.1mm左右。”

除了日常的教学，单涛更多的重心放在自己和同事组建的“解剖小组”上，这个活动将一些已经工作、读研、签约的学生请回来，给在校的医学生讲述一些经验，从2000年第一届只有2个学生，到现在超过210人，每一个学生的去向都被单涛记录在了一个表格里，一个都没有落下。“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资源，已经有这么多的毕业生了，而在校的学生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，所以让这些学生彼此之间互相交流，是基于一个平等的平台上，更容易被接受。”

这个小组从2015年5月出了两本小册子，名为《足迹》。翻阅这两本小书，里面的文章内容全部都来自于单涛曾经教过的学生，每一个学生都在属于自己的那一页留下了联系方式和去向，文章的内容大部分取自个人的人生经历、生活感悟等。在这本书里，单涛写道，“每个人的道路都会不尽相同，但我相信，追求的目标还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幸福，无论是为了诺奖还是居家和乐。这跟物质名利固然有关，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的富足和感悟。目前的医疗环境、社会环境，还远远不能用美好和谐来描述，但是我们能做的，首先是确定自己的目标，让自己站在一定的高度，让心变大，舞台自然会宽广起来......”

单涛说现在做标本只是现在培训内容的一部分，他更注重的是一种包括学生的思维、实践、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、素质的基础培养。

他用电脑展示着学生做实验时悄悄拍下的照片——在工作之余他还爱好着摄影。这些照片都是以学生为主，他们头顶戴着照明灯，拿着镊子小心操作着那些标本，这些脸庞都被单涛捕捉进他的镜头里。

单涛勉励学生有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——“慎始图终，慎终如始”。

“我喜欢宠着这些学生，但是绝不会宠坏他们。”单涛眯着眼睛笑着，即使实验室在采光并不好的一楼，也有几束阳光穿过天井，从窗口泻下。